“民國年間，縱是兵荒馬亂，卻有人心淡定。上有信念，下有常識，小學課本集二者於一身。我在故紙堆裡，成了民國的孩子”——邓康延《老课本新阅读》
毕业这么久，又有很久没有动力、时间去聆听有厚度的人说话了。上一次记得还是好几年前在央校听袁伟时老先生讲民主，我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是被推动着往前走，刚好周日趁着LG带着儿子去游泳，偶尔从生活中抽离出来，好好听听原《凤凰周刊》总编邓康延先生的《最近的春秋——民国老课本和大先生》的讲座。
本次讲座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讲民国的老课本，第二部分讲民国的大先生，这两部分是相辅相成，互为风骨。
邓康延先生说，谈起春秋，远的是2500多年前的春秋，当时百家齐放，诸子争鸣；而六七十年前的民国春秋正慢慢被人淡忘。在这段战乱纷飞的年代，越会出现这么多的大师？怎样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这段历史，使之成为滋养孩子的营养呢？中国在人文气质上缺失太多，就像去年在北京798的《先生回来》的展览上，陈丹青说的那样，虽然邓康延做的这些展览真的很有必要，也很重要，但是先生也许再也回不来了……
听到这里，我是这么想的，从中国的历史来开，几次思想的大解放和大飞跃，常常都是在政权比较复杂、激烈化的时候出现的，比如春秋时期，北魏时期，民国时期。因为统治政权的重点在于权力的争夺，往往在思想上的钳制就会无暇顾及，或者是松动，这时往往是各种思想互相碰撞，积极发展的好时机，而思维碰撞的年代，就容易出现大师。所以“先生”能否回来，取决于体制对于各种思想能否宽容对待。
邓康延先生认为民国时期的先生们，无论是长跑马褂，还是西装革履，均是如此之淡定、自然、那样的有底气，可从他们的眼神中能看出干净，这都是因为这一代的文化人对国家怀有信仰，对比如今，我们只能看到中国精神的萎缩，对现实的怀疑、对未来的恐惧……
其实，哪一代有文化的人不是时常忧国忧民，我始终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要看到问题，更重要的是思考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如果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位置坚守信仰，做好自己能做的每一件事情，也许事情就变得简单起来。
邓先生讲的关于老课本的第一课恰恰讲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的立身要言六则
“一、公道为社会精神、国家元气，故主张公道为国民之天职；二、桀骜不驯为野蛮人之特性；三、真血性男子，脑筋中有国家二字；四、欲自立，先从不依赖人起；五、欲自由，先从不碍人自由起；六、能忠于职务者才是真正爱国。”
现在的社会，抱怨他人的居多，能静心做事的人少，桀骜不驯的人多，能真正自立自由的人少，所有的事情，其实就是每个人忠于自己的职务，一切都简单了。
别的且不说，所有的的爱国大道理都是假的，从如何做家长来说吧，我们如何能培养出真独立，真自由的孩子？欲自立，先从不依赖人起；除了每天的学习以外，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教会孩子承担相应的家庭责任以及生活自理的能力呢？现在一直都在提倡爱和自由，我们能否平静下来先从不碍人自由开始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愤怒和咒骂，什么时候才会有真心的沟通，和孩子一起去面对问题和困难，一起去想办法解决困难呢？寥寥数字，思考良多。
“教育是慈善的不是营业的，所以教育家应当在人群中随处做的，不是只在课堂内、学校中做的”
这段话，让我想起了这一两周和我的高中同学谈论的很多东西。也许和前面的“桀骜不驯”给我的触动一样，真正的做到大教育，也许更需要平和宽容的心态，也许就像我的同学和我说的一样，只有你平和了，相信你可以做的更多，你才会影响更多的人。我不是教育家，也没有想着成为一个教育家，但是，随着孩子成长，自我的思索，我的收获和成长，是不是可以和更多的人分享，“从我自己，从我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也许慢慢的这股清泉可以洗涤更多的人心，教育的目的也就在此。”我初中语文老师的话又重现我的脑海。人生就是需要不同的人给你提点，提醒，顿悟，前进。
邓康延先生展示的很多民国老课本里有很多和自然，和谐，美的教育，比如乡村学校的音乐课，一位乡村教师怡然自得拉着二胡，孩子们开心唱的没鼻子没眼，窗外，新芽怒放，谁曾想到此时是战火纷飞的年代；刚开始
学字的第一课，以“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这几近白描式的手法，把中国几千年的“慈母手中线”的吟诵深深刻画进儿童心里；“三只牛吃草，一只羊吃草，一只羊不吃草，他看着花。”这种诗意不经意就烙进孩子的脑海，深入骨髓……
我记得曾今在美国一个音乐教授在贫民区招收孩子进入合唱团，经过几十年后的跟踪调查发现，合唱团里的孩子都远离了毒品犯罪，一个个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教授回答记者的采访时说：“我相信一个人一旦接触了美，认识了美，那么他的终身都会追求美。”反思一下现在的教育是不是往往就忽略了这种美的教育，缺少气韵生动的美来滋养孩子呢？
现在的教育应该怎样与自然沟通，就像民国课本一样，即便是在逃亡的路上，依然让孩子们能坚守信仰呢？
民国老课本里还有一些关于公民教育、为人处世的基本原理，比如“明天选级长，谁的票数多，就当选”给孩子们最基本的公民教育，每个人拥有神圣的选票才可以为自己争取利益；比如“钮儿陪客”中那个钮儿独自在家如何有礼貌的接待客人，让孩子在平时的故事感悟礼仪的重要；比如“不拾遗”中的叫王华的童子，如何守金等待失主，教育我们在物欲横流的年代如何独善其身；比如“勿贪多”中那位母亲对拳痛心哭的儿子说的“汝勿贪多，则拳课出矣”，如果那些极度贪腐，的官员能听闻这样的课本，会不会思索一下？
邓先生说，如果美育能替代宗教，当一个民族拥有审美素质时，那么这个民族就一辈子会追求美好的东西，也就不会发生在文革时期，用皮带鞭挞老师的恶行，如果我们的课本有相应的公民教育，那我们每个人都会珍视自己的权利，不会只为自己的私利而践踏别人的利益，如果我们有敬畏自然的教育，那么现在我们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像现在如此这般水火不容……
就像朵妈李迪说的那样，老课本是运用儿童的观点，以平易的方式告诉孩子，重要的不是这些道理，而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孩子去接受。
教育，是改变社会最有用的手段，我们怎么在民族之林屹立不倒？中国精神恐怕只能从教育开始，而教育的根本更是在基础教育——中小学——而基础教育的重中之重不外乎在于我们的课本。邓先生说，他从60、70年前的故纸堆里，找到的这些课本，现在想重新印刷还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当时的课本采用的是矿物的颜料，课本的纸浆也是特制的，所以这么多年以后这些课本看起来还是历久弥新的，现在要重新实现当时的简单而生动的绘画，找到这样的制作工艺，不是这么容易啊。
在微博上，我的大学同学发表了他的看法“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对现实不满而怀旧的错觉。那时候民众教育水平太低，留过洋的都成了大师。民国除了文学领域，有哪些大师离世界学科前沿比现在更近，哪些又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目前教育的问题很大，但总向后看没什么意义，学界要有向前的勇气。”我的同学的评论也是客观的，除了文学领域，我们的那些大师离世界学科的前沿比现在更近呢？因为我们都是理科生的缘故，我一直也这么想，其实并未认真看过并了解民国时期的课本。现在我的想法是看过，了解才能在行动中改变，特别我又是理科出身，其实在人文方面更应该多补充然后坚定自己的科学育人的观念。
就像邓老师说的那样，书籍能让人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看书多，也许会让人类更悲伤，但我依然希望我的孩子爱上书，希望他不仅在人文领域，可以传承好的那一部分，也希望他在科学领域要吸收新的知识技术。
讲完了老课本，邓康延先生继续讲了他拍摄的纪录片《先生回来》里的十位先生，梁漱溟、马相伯、梅贻琦、蔡元培、胡适、张伯苓、晏阳初、陶行知、竺可桢、陈寅恪。里面有六个大学的校长，讲述了何为大学精神，一些中学的校长，平民教育中的先行者，实践者，让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强大最重要的就是教育，怎样让我们的教育的经得起历史的洗刷……这些问题沉重的敲打我们的内心。
在讲座最后的互动环节中，我向邓康延先生提出了建议：这么好的讲座能不能尽可能的给一些中小学的校长、老师、甚至是一些有理想抱负的高中生讲讲？就想福田区图书馆的主持人说的那样：“特别聪明的那些人其实不用教，自己就会顿悟；特别愚钝的人再怎么教也没办法教会，而大多数中庸的人，不教不会。”如果这些好的东西能让我们教育中的基层实践者甚至是有理想的孩子受教，也许，在他们中间就会有大师的产生。
特别凑巧的是福田区主管教育的苗区长也在现场，他当时明确表态，希望邓先生能刚给福田区的校长和部分语文老师开一个讲座，特备是希望邓先生能为福田区的公民教育的教材编写贡献力量……虽然我不能肯定这件事情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当领导能抽出周末的时间，静静聆听厚重的声音时，我想总比什么都没有做要好。
时光总是流逝，一个民族如何能在世界上屹立不倒，我想就像现在热播的美剧《纸牌屋》里新当选的总统说的那样：“唯有让教育在世界不倒，才能让民族精神永远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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